家和万事兴，家庭是社会的细胞，一个家庭的稳固与否，关系到社会的和谐与否。日前，海门法院发布2017年度八例婚姻家庭典型案件，涉及家暴、亲子鉴定、房产纠纷等矛盾。本报记者搜罗整理了相关案件，以飨读者。

　　梁某等人申请　“人身安全保护令”

　　唐某与梁某系再婚，梁某与前夫育有一儿一女。婚后双方为琐事争吵不断致夫妻感情急剧恶化。梁某曾向法院起诉离婚后被驳回诉请。梁某欲再次起诉，唐某便至其工作单位吵闹，甚至殴打梁某致伤；并至梁某父母家中、儿女就读的学校无故吵闹、骚扰、威胁恐吓。2017年7月，梁某及其父母、儿女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，请求禁止被申请人唐某接触申请人。

　　裁判结果：法院审理认为，梁某等人申请人身保护符合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法定条件，裁定禁止被申请人唐某对梁某等申请人进行殴打、威胁等家庭暴力，禁止唐某骚扰、跟踪梁某等申请人。

　　法官说法：我国首部《反家庭暴力法》于2016年3月1日实施，家庭暴力不再是家庭内部事务。家暴受害者应该勇敢地拿起法律武器，维护自身权益。遭遇家庭暴力时，应第一时间拨打110 或者向所在单位、居(村)民委员会、妇女联合会等单位投诉、反映、求助，并注意保留相关证据。

　　第三人与丈夫　伪造借条起诉妻子

　　王某与妻子汤某自2015年开始分居，后汤某于2017年5月起诉离婚，并保全了王某名下存款60万元。2017年6月，案外人葛某持王某出具的80万元借条起诉王某、汤某要求归还。王某对葛某的诉请予以认可。汤某认为王某和葛某串通伪造借条。法院依职权调查，查明葛某和王某都挂靠某公司，2016年间双方有多次工程垫付资金往来，不仅仅是葛某所举证的80万元，尚有其余大额款项往来。

　　裁判结果：法院审理认为，葛某与王某对案涉借款事实部分的陈述中，关于款项交付方式、原有借条的处理、资金往来、是否偿还借款等借贷关系的重要事项均存在明显矛盾之处，双方所称借款原因存疑。两人挂靠同一公司，不能排除80万元系双方工程中垫付款、协调工程款或工人工资等款项的可能性。葛某陈述及提供证据不能证明借款事实。遂驳回葛某诉请。

　　法官说法：2017年3月1日，最高院在婚姻法司法解释（二）第二十四条的基础上增加了两款规定，明确了夫妻一方与第三人串通虚构债务以及在赌博、吸毒等违法活动中所负债务，第三人主张权利的，人民法院不予支持。2018年1月17日，最高院公布了《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》，进一步完善了婚姻法司法解释（二）第二十四条规定的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标准，同时对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证明责任分配予以明确，有效衡平债权人与债务人配偶一方的利益保护。

　　离婚期间变卖车辆　一方少分财产

　　2016年4月，葛某因与周某感情不和向法院起诉离婚，后撤诉。提起离婚诉讼当日，葛某与案外人沈某签订车辆转让协议书一份，将其与周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置的家用轿车以10.8万元的价格出售于沈某。一段时间后，周某提出离婚诉请，主张葛某不分或者少分售车款。

　　裁判结果：法院审理认为，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作重要处理决定时，双方应当平等协商，取得一致意见。即使是离婚诉讼期间，除日常生活开支外，大额财产的处分应当征得配偶同意。葛某侵犯了周某对共同财产的所有权，判决由周某取得65%汽车转让款。

　　法官说法：《婚姻法》规定，离婚时，一方隐藏、转移、变卖、毁损夫妻共同财产，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，对隐藏、转移、变卖、毁损夫妻共同财产的一方，可以少分或不分。离婚诉讼期间，双方均应当遵守共有财产的处分规则。

　　离婚后发现前妻婚内　出轨获赔偿

　　施某与黄某于2013年登记结婚，婚内未生育子女。2016年2月，经法院调解双方自愿离婚。离婚后黄某得知前妻婚内出轨，她和第三者的孩子于2016年8月出生。黄某遂起诉要求施某支付精神损害赔偿金10万元。

　　裁判结果：法院审理认为，施某在婚内与他人同居怀孕的行为违反了夫妻间的忠实义务，侵犯了黄某的配偶权，给黄某造成精神痛苦，黄某有权要求精神损害赔偿，判决施某赔偿黄某精神损害抚慰金3万元。

　　法官说法：《婚姻法》规定，导致离婚的，无过错方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。

　　丈夫欲亲子鉴定　妻子不同意

　　陈某与被告蔡某于2008年登记结婚。婚后陈某长期在北京工作，蔡某则一直在海门生活。2013年5月19日，蔡某生育一子。孩子的出生时间让陈某怀疑妻子婚内出轨。陈某向法院起诉离婚，提出亲子鉴定要求，确认孩子非其亲生，要求蔡某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3万元，补偿抚养费损失2万元。

　　裁判结果：法院根据陈某提供的医院入院记录、出院记录、新生儿记录的记载，认为蔡某怀孕的时间一般是在2012年8月13日至9月13日之间。但蔡某自认在2012年9月25日到北京与陈某同居，并陈述自己因摔跤致孩子缺氧早产，与医院记录明显不符。蔡某拒不同意做亲子鉴定，构成举证妨碍。法院依法推定陈某与孩子之间不存在亲子关系，判决准予离婚，蔡某赔偿陈某精神损害抚慰金1万元，返还抚养费1万元。

　　法官说法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《婚姻法》若干问题的解释（三）第二条的规定，法院可推定陈某与孩子之间不存在亲子关系。

　　闪婚闪离男子要求　返还彩礼

　　赵某在同学聚会时与钱某相识，互有好感，于2016年1月1日登记结婚并举行婚礼。后两人性格差异较大，经常争吵，导致各自家庭因经济问题也产生纠纷。2016年1月下旬，赵某起诉要求离婚，并要求钱某返还彩礼20万元。在诉讼中，两家为争议事项发生激烈肢体冲突。

　　裁判结果：法院审理认为，原、被告结婚时间较短，婚后基本无实际交往、共同生活，在诉讼中双方家人引发激烈冲突，亦无实际改善关系的行为，夫妻感情已破裂，准许双方离婚，判决被告酌情返还部分彩礼。

　　法官说法：关于彩礼返还，如何既保护妇女权益，又平衡彩礼给付方的利益，其关键在于正确理解夫妻共同生活的含义。夫妻共同生活需根据夫妻双方的感情稳定程度、同住时间的长短、联系的频率、财产混合状况、夫妻及家庭义务的履行等因素加以判断。

　　老太立遗嘱赠房　后又卖房

　　沈某、施某夫妻育有两子、两女，分别为沈甲、沈乙、沈丙、沈丁。长子沈甲早年离异，独女李某与前妻生活，次子沈乙因病未婚。2008年，施某以个人名义签订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，丈夫沈某于当年年底去世。2010年11月，施某购置了某安置小区的一套房屋，价款为25万元，除拆迁安置费5.4万元，另19.6万元由沈丙交纳。2010年12月，安置房屋登记于施某名下。2011年1月12日，施某与沈丙签订售房协议，约定施某以25万元的价格向沈丙出售该房屋，房屋转登记至沈丙名下。2011年2月，沈乙去世。2013年4月，施某去世。2015年12月，沈甲去世。沈甲之女李某于2016年3月起诉要求确认前述售房协议无效，海门法院审理后驳回。2017年2月，李某以其祖母施某遗产中有其份额为由向法院起诉，要求沈丙给付前述房屋价款的三分之一。审理中，法院通知沈丁作为共同原告参加诉讼。庭审中，沈丙表示房产是母亲留给其一人的遗产，并出示了2011年1月10日施某立下的遗嘱，内容是该房屋在百年后由沈丙一人继承。

　　裁判结果：法院审理认为，沈丙虽提交施某的遗嘱，但书面遗嘱订立后，施某又于2011年1月12日将遗嘱所涉房屋出售给沈丙，房屋所有权也转移给沈丙，故施某遗嘱的内容应视为被施某撤销。沈丙向施某购买房屋，总价为25万元，沈丙仅出资19.6万元，另5.4万元未实际出资。故该款应作为施某的遗产予以分割。因沈甲在施某去世之后、遗产分配前死亡，李某作为沈甲的法定继承人可转继承施某的遗产。原告沈丙、沈丁系被继承人女儿，依法享有继承的权利，但沈丁自愿将其所享有的份额赠与沈丙，法院判决沈丙支付李某遗产分割款1.8万元。

　　法官说法：法律规定，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中的一人或数人继承，但遗嘱人生前的行为与遗嘱的意思表示相反，而使遗嘱处分的财产在继承开始前灭失，部分灭失或所有权转移、部分转移的，遗嘱视为被撤销或部分被撤销。

　　母亲起诉子女　要求返还购房款

　　原告陆某系被告周某母亲，被告周某、马某系夫妻关系，两被告因夫妻矛盾现处于分居状态。两被告在恋爱期间共同出资购买住房一套，首付30万元，余款69万元系通过公积金贷款、商业贷款支付。原告陆某在两被告婚前及婚后，每月固定向被告马某名下银行卡转账或存款1.3万元，用于归还公积金贷款及商业贷款，合计50万余元。原告主张50万余元为代偿款，被告马某抗辩为赠与款。

　　裁判结果：法院审理认为，在父母出资时未有明确表示出资系赠与的情况下，应当认定该出资款系对儿女的临时性资金出借，目的在于帮助儿女度过经济困窘期，儿女理应负担偿还义务。遂作出判决：被告周某、马某归还原告陆某借款50万余元。

　　法官说法：儿女成年后买房仍然需要父母资助，是当今房价高企情况下无奈却也是司空见惯的情况。儿女一旦成年，当应自立生活，父母此时依法已不负养育义务。父母是否要求儿女偿还购房款，乃父母行使债权或放弃债权的范畴，与债权本身的客观存在无涉。（海政宣）